对天理的追求和对人欲的抑制贯穿宋明理学的主流,即使是与朱熹思想相对应的阳明心学,也认为只要去人欲、存天理,方是功夫(《王阳明全集》上册,第15页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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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雨航 2025-04-05 17:44:23 25韩家桥云南昆明安宁市

这是所有想从佛学中斩关而出的儒家必备的利器。

佛教根本不能用创造,说涅盘法身说般若创生万法是不通的,即使说实现也不恰当。唯物辩证法就是在物质世界科学范围之内讲辩证,这是不对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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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很大的无的工夫,能如此就等于生它了,事实上是它自己生,这就是不生之生,就是消极的意义。虚则灵,心思黏着在一特定的方向上,则心境生命即为此一方向所塞蔽所占有,就不虚了,不虚则不灵。由不生之生才能说境界形态,假定实是生就成了实有形态。玄不像分别讲得那么清楚,玄者黑也,水深了才黑,所以玄表示深(profound)的意思。先了解无为这个观念,把它再普遍化,就是无这个观念。

现在人的头脑大都只是横切面的,生命不能通于文化背景,所以不能和古人的智慧相契应,大都是乱讲一气,因此大家不可不仔细用功。一有徼向性出现而落在有中,假定心思不灵活,就又限于此而不能通于彼,所以又不能停于此,「玄」就在这里出现。[56]张廷玉等:《刘三吾传》,《明史》卷一百三十七,第3942页。

[51]也就是说,在太祖看来,无论发展经济还是简拔人才,必须注重南北地域的平衡。六艺指教授贵族子弟的六门功课: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[21]参见钱穆:《国史大纲》(修订本),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6年,第666页。科举未达到明太祖朱元璋笼络士人阶层、扩大统治基础的目的。

观其文词,若可与有为,及试用之,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。《明史》载,湖南茶陵人刘三吾博学善属文,颇得太祖器重,累迁翰林学士,一切礼制及三场取士法多所刊定,三十年,偕纪善白信蹈等主考会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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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,太祖素来重视学校教育,十余年也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,成为重开科举的充足生员资源。第二场策一道,以时务出题,限五百字以上。最直接的原因则应当是,荐举制在实行过程中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,亟须改革。当然,元末明初的北方战乱确实严重影响了学术在北方的传播与发展,当时北方经学的实际情形是: 愚幼时,四书、本经俱读全注。

[12]许有壬:《送冯照磨序》,《至正集》卷三十二,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。间有一二五经刻本,亦多脱文误字,而人亦不能辨,此古书善本绝不至于北方,而蔡虚斋、林次崖诸经学训诂之儒皆出于南方也。洪武元年二月,诏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,仍遣使诣曲阜致祭。当然,在废止科举的同时,太祖也加强了对北方经学的扶持。

在他尚为吴国公吴王[3]的时候,就曾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(1366)三月丙申,命中书严选举之禁[4]。洪武三年初行科举,科考程式先五经而后四书,并保留古注疏,与元代科举既有关联,又有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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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]张廷玉等:《太祖本纪三》,《明史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4年,第56页。[28]诏修《孟子节文》的结果,是由儒臣刘三吾删除《孟子》经文八十五条,这便相当于对北宋时即已升格为经书的《孟子》做了一次阉割,其实质表明:在孟子升圣、《孟子》升经以后,朱元璋之所以还敢于以政治强权去粗鲁对待这个圣人和他的经典,关键原因就在于,传统儒家以‘道德相制衡‘政治王的激进理想,根本不利于他通过废除固有的宰相制度、从而营造明代的集权政治模式。

出现这样的情况,与以大都(今北京)为中心的元朝政权依然试图夺回失地,华北一带还处于战争状态有关。[5] 这里关于人生八岁及十五所学内容的表述,显然受了朱子《大学章句序》的直接影响,可算一种四书学的话语。[55]参见甄洪永、孔德凌:《明代经学学术编年》,第226、282、288、308页。帝怒,命侍讲张信等覆阅,不称旨。太祖向北地颁布经史书籍、增加科举录用名额,与其在北地推行的大移民行动一样,都是明朝史上的重大事件,对于稳固和平衡明朝统治,解决元朝统治者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,具有重要意义。初行科举时先五经后四书的规定,体现出太祖对于五经学的重视——这一点从太祖推行诸项政策时注重以五经为依据且尤重《尚书》,也可以得到印证。

[7]陈梦雷等辑:《古今图书集成·理学汇编·经籍典》第六卷,清雍正铜活字本。其一,对于太祖而言,无论科举之兴废,科举、荐举之选择,五经四书之进退,还是南学、北学之抑扬,都有着明显的切求实效的目的,这也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而非学术家的突出特征。

据展龙先生统计,在洪武六年到洪武十五年这十年间,太祖征荐人才七十余次,尤其是洪武十三年至十五年这三年,征荐次数、规模骤增,相关制度也趋于完善。尽管刑部尚书开济等人也曾提出荐举制改革方案七条[34],其中虽然也吸收了科举制的一些因素,但依然无法改变后期靠荐举制选才亦多不切实用的现实。

建文初,三吾召还,久之卒。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表明,明初科举领域的朱子学,相对而言没有元代中期及明朝中后期那样受到标举。

这里的实质,毋宁说是指向长于文词的南人。四书义,主朱子《集注》。[40]又言:自八股行而古学弃,《大全》出而经说亡,十族诛而臣节变,洪武、永乐之间,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。二、科举、荐举之间:明初科举罢废及其缘由 在太祖及朝廷的满怀期待下,洪武三年的科举顺利进行,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

[29]从这个意义上说,无论是作为六经删削者的孔子,还是作为四书中核心二部的《论语》《孟子》,在太祖心目中都没有太崇高的地位,他对待圣贤及经典的态度唯有实用。[24]张廷玉等:《礼志四》,《明史》卷五十,第1296页。

[20]毛佩琦:《明初政治转型和科举制度的确立》,《中国文化》2016年第2期。吴晗先生即称:其实当时的实际情况是,北方经过长期战争破坏,生产水平低于南方,就教育、文化的发展说,南方是高于北方的。

毕竟,科举制度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,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。无论研究明史还是研究科举史,我们都不可忽略明初科举兴-废-兴过程中这些细微又重要的特征。

[23]展龙:《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》,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3年,第404—411页。比如当时即有反对者提出:‘四书赋题,世已括尽,宜兼‘五经为疑问。朱元璋1352年起兵于濠州(今安徽凤阳),1356年攻克集庆(今江苏南京),改称应天府作为根据地,包括1368年在南京宣布建立明朝政权,他的统治基础主要是在黄河以南的地区,此时还不算一个南北完全统一的王朝。[26]张廷玉等:《钱唐传》,《明史》卷一百三十九,第3981页。

[44]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三十六,第307页。[59]换言之,刘三吾等人只是明太祖均衡南北发展的一个牺牲品。

至正二十四年(1364),朱元璋自立为吴王。[31]姚广孝: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百六十,第2467页。

《明史·礼志四》载: 明太祖入江淮府,首谒孔子庙。[13]从科举史的角度来讲,这一判断对于明代中期以至清代而言大致是不错的,而对于元代以及明初来说,四书与五经则在进退消长之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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